中介公設地節稅，售地價差被國稅局依執行業務所得課徵（下集） @ 朱惠斌的部落格

但案件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時，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卻有不同的看法：

（一）所得稅法第11條第1項：「本法稱執行業務者，係指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、醫師、藥師、助產士、著作人、經紀人、代書人、工匠、表演人及其他以技藝自力營生者。」

上開規定所稱之「經紀人」，乃對他人介紹或代為銷售第三人之產品或勞務，而取得報酬者。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，甲○○等3人係合資購進系爭公共設施保留地，嗣高價出售予他人，並為買受人作租稅規劃，獲得土地價差之利益，則甲○○等3人出售土地顯係為自己計算而土地交易，並非對他人介紹或代為銷售第三人之產品或勞務。

原判決認甲○○等3人係為他人之計算，而為財產租稅規劃，並為資產或其他商業上之交易及代辦相關手績，而受報酬，屬執行業務之經紀人，適用法規不當。

（二）原判決憑以認定甲○○等3人為沈○生、蔣○發及黃○桂執行租稅規劃業務，係以甲○○等3人所為彼等為沈○生作財產保全規劃建議之陳述，買受人沈○生之子沈○來提出之說明書，及與黃○桂訂定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6條：「為確保買方購地之目的，賣方保證本契約之買賣土地如無法完成捐贈手續取得捐贈證明，賣方需無條件退還買方於簽約時所支付之全數款項」之約定為據。

惟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，沈○生、蔣○發及黃○桂似是各別向甲○○等3人購買土地，彼此間並無關聯，又依蔣○發部分之土地買賣契約書，亦無如同上開黃○桂訂定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6條之約定。

何況上開與黃○桂訂定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6條之約定，觀其內容僅係契約兩造意定解除條件。即使之後蔣○發之繼承人將購得之土地抵繳遺產稅，及黃○桂將購得的土地贈與臺北市並辦理綜合所得稅扣抵，亦無從據此結果，反推蔣○發(之繼承人)及黃○桂係獲得甲○○等3人之租稅規劃而為上開抵稅行為。

原判決依與蔣○發無關之沈○生及黃○桂之事實認定，推論甲○○等3人為蔣○發執行租稅規劃業務；就屬契約兩造意定解除條件及事後黃○桂將購得的土地贈與臺北市並辦理綜合所得稅扣抵之事實，推論甲○○等3人為黃○桂執行租稅規劃業務，認定事實均違反論理法則。

（三）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，甲○○等3人以9,290,000元購得系爭土地，先後出售予沈○生、蔣○發及黃○桂，分別取得66,600,000元、4,000,000元、6,000,000元(合計76,600,000元)價款，暫不計相關費用，獲利67,310,000元。

而原判決認定之甲○○等3人提供予沈○生之租稅規劃及服務內容，租稅規劃及服務內容並非特別高深及難得之資訊及服務，對照各相關專業執行業務者（例如會計師）提供相同服務所得之報酬，其能取得之對價依常情應非鉅額，原判決忽略系爭土地買賣之事實，認定甲○○等3人獲利67,310,000元係為沈○生、蔣○發及黃○桂執行租稅規劃所得，認定事實違反經驗法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