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區國稅局基於以下之客觀事實，認定羅○○於94年度有取得250萬元之中華民國來源所得，卻未將此筆稅捐客體所量化之稅基計入當年度之申報範圍內，以致短報繳如事實欄所列之稅額，而對之補稅及處罰（此部分按漏稅額處以0.5倍之罰鍰）。
（1）台灣士盟公司自其銀行帳戶內提領3,000萬，將不等之金額轉存入台灣士盟公司股東帳戶內（其中轉存入羅○○帳戶之款項為250 萬元），供做台灣士盟公司股東對台灣士盟公司增資款使用。
（2）北區國稅局認為羅○○取得上開款項並無民事法上之原因關係存在，因此認定為「台灣士盟公司營利事業對羅○○之無償贈與」，依現行稅捐法制對此筆款項之定性（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7款參照），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 類所定之其他所得，屬應稅所得。
羅○○對上開「士盟匯款至其帳戶而為其終局保有」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，但主張此筆款項之匯入，在民事法上另有原因關係，依法屬免稅所得，不應計入其94年度之稅基範圍內。
而羅○○對原因關係之陳述又可分為以下二個層次來闡明。
（1）從台灣士盟公司之角度言之，其願對羅○○等人為現金之支付，民事法上之原因關係為：「其因業務上與關係企業香港士盟公司有往來，積欠香港士盟公司為其代墊之運費（即其對香港士盟公司有應付款債務），而基於香港士盟公司之指示，以「向第三人給付」之方式清償自己對香港士盟公司之債務。
（2）而從香港士盟公司之角度言之，其之所以指示台灣士盟公司對台灣士盟公司股東支付款項，其原因則是：「因為台灣士盟公司股東，亦為香港士盟公司之股東，而其等在中國大陸投資有獲利，並保留在香港士盟公司內，94年間香港士盟公司要將上開投資獲利分配予投資者，因此才以『向第三人給付』約款之方式，命台灣士盟公司對羅○○等人為上開現金給付，以履行其對各該股東之分配股利義務」等情。
案件經法官審理後，判斷如下：
（一）本來依私法自治原則及契約自由原則，涉及三方當事人的二個債務之清償，並非不可採取「由第三人代為給付」之方式，縮短給付過程。而民法第268 條及第310 條亦分別定有第三人負擔契約及其清償效力之對應規定。
不過針對具有法人人格主體之營利事業（例如股份有限公司）而言，其與實質控管公司股東間之債務關係，如有上述安排，在現行法制規劃下，容易面臨下述之質疑，而削弱此等主張被執法部門採信之機率，爰說明如下：
（1）上開公司之股東依法僅按其持股權重，享有權利，並負擔有限之義務，而該等公司本身則分別應受公司法、證券交易法（上市、上櫃公司）及稅捐稽徵相關規範之約制。二方各具有獨立之人格主體，在上開規範體系下，各有其應負其權責（即或二方可能對特定債務負連帶責任，但仍是本於各自獨立人格主體下所生之共同責任）。
（2）而羅○○所主張之「第三人負擔契約」或「縮短給付」關係，在上開實證法的規範架構下，即極有可能成為脫免各該強行規範約制責任下之脫法行為。
除造成公司法上之權利義務將混淆不清之結果外，亦失去創設「公司制度」之經營與所有分離之立法本旨；另在稅捐稽徵體系架構上所造成的資訊扭曲風險，更是明顯。因此此等安排必須遵守公司法（主要為公司法第5 章第6 節「會計」規定）、商業會計法規（含準則、規範，當然也包括藉由國內法媒介而得採用之國際法規範）及稅捐稽徵法相關規範所要求之揭示形式，方能初步確認其在商業活動中之必要性及合理性。
朱惠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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