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惠斌的部落格

    另按量能課稅為法治國家稅法之基本原則，租稅負擔應依其經濟之給付能力來衡量，而定其適當的納稅義務，凡負有相同之負擔能力即應負擔相同之租稅，故如利用避稅行為以取得租稅利益，其私法上效果依契約自由原則仍予尊重，但在稅法上則應依實質負擔能力予以調整，蓋避稅行為本質為脫法行為，稅法本身為強行法即有不容規避性。

    被繼承人王○○於92年6月18日 及93年2月26日 分別向保險公司投保人身壽險時，其年紀已將近81及82歲之高齡，且其92年1月至5月在台南市立

醫院門診追蹤，症狀為中風後之言語障礙（失語症）和記憶障礙（容易忘記）；93年4月20日 至93年5月29日 住院期間意識狀態不清楚，自行處理事務能力差；93年11月27日 起至12月10日止及93年12月13日 起至12月21日 止住院，診斷為癲癇症發作，意識為可醒著但因雙側大腦功能缺損無法言語溝通，也無法以肢體表達所需，應無自行處理事務能力等情。

    綜上以觀，就被繼承人王○○投保時之年齡、健康狀況、投保壽險種類、金額、時程等項判斷其投保動機，顯係以投繳巨額保險費，以達死亡時移轉財產之目的，繼承人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可獲得與其繼承相當之財產，實質上因此受有經濟上利益，該項脫法行為規避遺產稅之強制規定甚明，核與保險法第112條立法意旨顯有不符，從而基於實質課稅及公平正義原則，被告按其繼承日計算該投資型保險之基金價值24,519,474元併計遺產總額，應無不合。